从首席到独奏：当乐团的年轻艺术家站上 C位

对话人：

(资料图)

董俊杰：指挥家，天津交响乐团团长

王纪宴：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者

8月13日下午，天津交响乐团在团长董俊杰的指挥下，携手大提琴首席张洪鲲，在天津音乐厅演出了“周日音乐下午茶·天之骄子——人才培养计划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

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这一系列演出品牌，用多样的演出形态区别于传统的晚间演出，以更加松弛自然的姿态走近观众；同时又在演出曲目和独奏人选等方面采取一种国内乐团不多见的操作——让常年多以乐团一员身份担任合奏的年轻艺术家C位亮相。作为独奏家的“明星待遇”为他们带来荣誉和注目，同时也给他们带来非常的压力，使他们获得锻炼与提升。这是在年轻艺术家身上的用心，也是国内乐团提升艺术水准的一种尝试。

以享用下午茶的心情听一场音乐会

北青艺评：天津交响乐团推出“音乐下午茶”的创意缘起为何？

董俊杰：“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最早是我在天津歌舞剧院任职期间发起的，在我担任天津交响乐团团长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初衷是将“音乐下午茶”作为有影响的普及性演出，合理下调演出票价，以低票价、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模式向天津听众普及高雅艺术。

北青艺评：“音乐下午茶”的演出都安排在星期日下午3点，这是怎么考虑的？演出内容和乐团日常在晚上进行演出有什么区别化设计？

董俊杰：一般大家都惯于期待在傍晚走进音乐厅或歌剧院，听晚7点半，或者像在广东或国外有些城市那样晚8点开始的音乐会。我们的考虑是，为热爱音乐、需要音乐的听众朋友提供一种更具有日常感的系列演出。相对于晚间的更符合传统的“正式”演出，星期日的下午3点，休闲的下午茶时间，以一种享用下午茶的心情听一场音乐会，更像将艺术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中。

所以演出内容也会形式多样，既有交响乐、室内乐、民族管弦乐，也有声乐、讲座等多种演出形式，曲目主要选取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中外经典曲目；交响音乐会并未过分追求“轻松”，而是序曲、协奏曲和交响曲的曲目结构。

乐团成员也可以享受“明星待遇”

北青艺评：在“音乐下午茶”这个品牌下，还设置了一个以“天之骄子”命名的人才培养计划。

董俊杰：“天之骄子”这个响亮的表述，我们取“天骄”的双关含义，指天津交响乐团有才华的音乐才俊。“天之骄子——人才培养计划”系列音乐会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独奏、重奏，也可以是与乐团演奏协奏曲。为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展示平台，让他们在演出实践中锤炼技艺，增加舞台经验，提高艺术水准。

北青艺评：交响乐团普遍的做法是，在音乐季或巡演中邀请知名演奏家担任独奏，合作演出协奏曲，而“天之骄子——人才培养计划”已经演出的两场音乐会，担任独奏的是乐团首席雷声、青年钢琴家张乐和大提琴声部首席张洪鲲。这样的安排是否对观众的欣赏习惯构成考验和测试？会担心让年轻艺术家“担纲”，影响上座率和表演呈现水准吗？

董俊杰：邀请知名演奏家担任独奏也是我们的常规做法，只要有机会，天津交响乐团非常乐于与国内外优秀的演奏家合作，而且从合作中受益。古典音乐听众虽然不像通俗音乐的听众那样热衷于追星，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像安妮-索菲·穆特、马友友、卡普松兄弟这样的乐坛名家，对于观众还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很多乐团或指挥的介绍，都会包括与著名音乐家合作的内容，作为自身艺术水准的印证。

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度依赖名家，演出就会极大地受限。世界各地的乐团都希望与演奏名家合作，所以他们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如果我们想听到穆特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或马友友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可能若干年都没有机会。而音乐作为精神食粮，既要有“大餐”的节日感，更重要的还有常态性——对于听众欣赏音乐来说是这样，对于乐团的演出也是这样。

王纪宴：这让我想到不久前再次来我国演出的钢琴家波格莱里奇关于听音乐“频次”的说法，有意思也非常有道理。他强调，对于音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聆听；而对于聆听来说，需要尽可能多地拥有高质量的艺术感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某一天突击性地连续听了5个小时音乐，然后就置于脑后了，下次听音乐可能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的事——这样听，对音乐的印象和记忆是不容易形成有效积累的，包括对作品的了解、良好艺术品位的形成，都会受到影响。

首席变独奏不算“跨行当”但也有本质区别

北青艺评：并不常独奏的乐团成员，即便是优秀的首席，担任独奏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跨行当”？可能站上C位并不是他们工作的常态，在偶然的“明星待遇”之后，他们又会回到乐团中间。如果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对他们的艺术水准是怎样发生帮助和提升的？

董俊杰：乐团首席或首席之外的音乐家担任独奏是否可以理解为“跨行当”，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作不同解释的问题。从他们的专业角度说，并不跨行当。因为我们的乐团首席雷声，作为一位小提琴家，坐在乐团首席的席位上是在拉小提琴，站在乐团前作为独奏还是小提琴家。但乐团演奏家平时的演奏都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就算有独奏，甚至相当长的独奏——比如在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生涯》中，从头到尾有首席的大量独奏；在8月13日“音乐下午茶”演奏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和第八交响曲中，乐团首席也有独奏——但和作为独奏家还是有本质性的区别。作为独奏家，大部分时候，作品独奏声部都是音乐表现的重心所在，也是听众关注的核心，需要更复杂的技巧和表现力，还有独奏家所需的魅力风采。

虽然站上C位不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是你所说的偶然的“明星待遇”，但这个待遇对于乐团演奏家来说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对他们艺术水平的检验，也是展现他们艺术抱负的良好机会，还是对演奏人才的激励和发掘。这些从学生时代起就花大量时间掌握自己乐器的演奏家，在独奏、重奏和协奏曲中，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此前可能未必意识到的潜力。作为独奏家的经历会使他作为乐团演奏家的水准和意识有所提升。

王纪宴：像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等著名乐团，总是给予团员机会担任独奏，不仅在音乐会上，还有唱片录音。比如从卡拉扬到阿巴多时代的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施瓦尔贝作为独奏的维瓦尔第《四季》，木管和圆号首席作为独奏的莫扎特、理查·施特拉斯等作曲家的协奏曲，都显示出很高水平。

乐团演奏家作为独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音乐会，还真的就是在天津。2018年11月，我在天津大剧院听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由弗朗茨·韦尔泽-莫斯特指挥的两场音乐会，第二晚的勃拉姆斯A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弗尔克哈特·施托伊德和大提琴声部的彼得·索莫达利。两位演奏家配合默契，精湛技巧和美妙音乐同在，而且，他们在音色上也与维也纳爱乐的温暖甜美有水乳交融的一体感。施托伊德并没有像有些担任独奏的乐团首席那样下半场不再参演，而是在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又坐回他的首席之位。我一直清晰地记得身材颀长的施托伊德先生从舞台上场口走向他的座位时脸上有几分不好意思的笑容，透出的心理活动是：瞧，我这会儿又不是独奏了……

“音乐下午茶”该不该“真有茶”

北青艺评：有的乐团的类似音乐下午茶的演出活动，真的为听众提供茶，而天津交响乐团并没有这么做。

王纪宴：尽管边吃边喝边欣赏演出的做法古今中外都有，现在表演相声评书的小剧场，可以喝茶，可以嗑瓜子，甚至还会鼓励观众多买小零食，这样剧场的收入也会增加；电影观众吃爆米花喝东西更是天经地义。但古典音乐发展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代，甚至在更早的巴赫的时代，已经不适宜边吃喝边听了，其艺术性、复杂性需要听众全神贯注。所以，海顿的那首“惊愕”交响曲才会有那么一个故事：第二乐章那个让听众“惊愕”，搞不好会被吓一跳的强奏和弦，是用音乐的方式把习惯在平缓的慢乐章打个盹的听众叫醒——别睡啦，快听音乐！

董俊杰：我们也在计划将“音乐下午茶”和提供茶的“真有茶”结合起来，但不会采取在音乐厅里边听音乐边饮茶的方式，而是考虑稍延长中场休息时段或者是演出前，来满足观众小饮小食、社交放松的需求和享受。我们还构想将饮茶与讲座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在演奏维瓦尔第的《四季》前，邀请像王纪宴老师这样的音乐学者来为听众讲一讲这部有趣的作品，还可以了解一下据说是作曲家亲自写下的和每个乐章对应的十四行诗。像《冬》的第二乐章那段特别优美的有名的旋律，如果有这样的一行诗作为提示，“屋外雨雪下不停，屋内炉火暖融融”，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北青艺评：天津观众交响乐欣赏的传统和习惯如何？天津是有丰富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城市，很多人来天津的期望也会包含戏曲、曲艺。而这些年来也有人来天津是为了戏剧、芭蕾、歌剧、交响乐等方面的演出。

王纪宴：我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人群中的典型一员。近十年来我来天津相当频繁，都是为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而来。2018年11月那次维也纳爱乐的中国巡演并没有在北京的演出，所以，为了听到“维也纳之声”，我必须来到天津。同样的情况还有那之前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在天津大剧院演出《吉赛尔》，也是只在天津演出。

虽然天津与北京之间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乘高铁半小时就到了另一座城市，风土人情已经呈现出很不同的特色，包括欣赏交响乐。我的感觉是，天津听众在音乐会上的心态更放松些。比如乐章间鼓掌的问题。在北京的一些音乐会上，如果有一些人在交响乐的乐章之间鼓掌，有可能周围会响起一阵嘘声来制止鼓掌者不合时宜的行为。但在天津好像很少听到，天津听众更包容，那意思是：想鼓掌你就鼓吧，有嘛呢？这种宽容放松的气氛，对于听众中的初入门者是更友好的。

董俊杰：天津作为文化之城的形象应该是多面的，不管对于旅游者还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不该只是一些标签化的“亮点”或“定位”能够代表的。希望天津交响乐团的演出，包括“周日音乐下午茶”，作为一个有温度的艺术品牌，能为城市增添光彩和内涵。

文/本报记者于静

供图/天津交响乐团